本文作者为旅居云南石屏的才村老李。

感谢李老师考证、整理并记录这些石屏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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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年，国民党石屏县书记长杨子知，被枪决。杨子知的小儿子杨长年，时半岁，他随着母亲、兄姐，凄惶地逃往母亲的娘家贵阳。从年始，杨长年不间断地返回故乡石屏，“寻找”自己的父亲。全文一万余字，解密档案图片8张，时隔70年，首次公开尘封往事。

杨子知踌躇满志、衣锦还乡

没承想殒命故土

▲杨长年（杨子知幼子）与其夫人在石屏古城杨家老宅

7月的一天，我在滇南石屏古城，见到从贵阳来的杨长年。

杨长年今年71岁，精神矍铄，他从贵阳驾车来石屏。

杨长年常住贵阳，从上世纪的年始，他不间断地回到故乡石屏，“寻找”父亲杨子知，迄今已经25年了。

事实上，杨长年见过他的父亲，但并没有任何印象。年，当他仅仅半岁的时候，父亲杨子知被枪决了。

那时候，滇南红河州一带，尚未解放，仍处于国统区。民国政府调查、定罪、枪决了杨子知，签署死刑文件的是，时任云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卢汉。

杨子知被枪决前，在石屏县，至少担任过以下职位：国民党石屏县党部书记长、宝云镇（城关镇）镇长兼常备中队长、县临时参议会副议长、云南省第一届参议会议员、县禁烟委员、县哥老会首领、石屏银行董事等。

毫无疑问，在当时的石屏小城，杨子知是个呼风唤雨的大人物。

那么，杨子知又因犯了何罪、竟至于被枪决呢？

民国38年2月12日，调查专员李毓祯、阮更生，呈报云南省主席卢汉的电文云：

宝云镇长兼常备中队长杨子知虚报名额，侵蚀团饷，组帮固痊，依势榨财，朋分烟浆，抽头聚赌，党同伐异，倾轧报复，遂至道路侧目，酿成祸变，而又疏于守备，失陷城池，种种不法，既经查明事实，虽有参与守卫待援之功，不能赎其肇祸之罪，核其所为，触犯惩治贪污条例第二条第一、第四两款之罪。

……

当时，跟杨子知一同被押赴石屏古城北校场枪决的，共有四人，其他三人为：段绶滋（时任石屏县长）、段明（时任石屏县府秘书、段绶滋之子）、王道明（地方权绅）。

那年，杨子知48岁。按照官方县志记载，杨子知生于年。但杨长年回忆，母亲跟他说，父亲比她大10岁，生于年。综合杨子知履历表等判断，杨太太记忆的时间可能更为接近，这里暂采纳杨太太记忆的时间。

曾经高朋满座、风光无限的石屏古城杨家，顷刻之间，轰然倒塌。

▲杨子知任贵州省会公安局第四分局局长的委任状（来自贵阳市档案馆）

杨子知的太太刘文瑞，带着5个孩子，其中包括才半岁的杨长年，匆匆而凄惶地，逃往娘家贵阳。

杨子知的这位太太，是他在贵阳任职时娶的。杨子知在贵阳时，由军队转至警界，后官至贵阳市公安局长。

抗战时，一所外省的女子师专，因躲避战乱，迁到西南贵州的青岩古镇，刘文瑞就读于该校。那时，能读女子师专的，多是开明的大户人家的女儿。从照片上看，微笑着的刘文瑞女士，容貌、气质姣好。

半岁的杨长年，跟着母亲刘文瑞、哥哥姐姐，逃往贵阳后，一直在贵阳长大、工作、生活。滇南石屏小城，于他们一家而言，是故乡，也是永远抹不去的伤痛。

谁也说不清为什么，杨长年在年那一年，突然萌发了寻根的念头，开始“寻找”那个一无所知的父亲，那个传说中的杨子知。

对于杨子知，石屏的一些知情人讳莫如深、避之唯恐不及，有人劝杨长年不要“寻找”了，甚至断言：如果杨子知没被国民党枪毙，解放后，也会被共产党毙了。

杨长年并不畏惧这些流言，也不气馁，他年复一年、一趟又一趟地回到故乡石屏，只是想知道：父亲杨子知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寻找”父亲25年后的一个下午，杨长年在我的住所，我们一边喝着茶，一边追忆往事。

▲杨子知年回到石屏时填写的履历表（来自石屏档案馆）

我翻看着，收藏在石屏县档案馆的杨子知简历，这份简明履历表，制作于民国32年，上面记载着：（黄埔）军校四期特训班、一期庐山军官训练团、峨眉军官训练团军委会军官、排连长、少校营长、上校团长、贵州省会公安局长……

这里专门说明一下，杨子知履历表上，写了贵州省会公安局长。常有些人误以为“公安局”是建国后名称，其实早在年，孙科（孙中山之子）在广州市政厅长任上，草拟的《广州市组织条例》，就率先使用了“公安局”这个称谓。年南昌起义时，朱德就任职南昌市公安局长。

我突然颇有感慨，问：杨子知当时在外面的世界，已经混得风生水起，有着黄埔军校的招牌，至少可以攀附说是校长蒋介石的学生，为什么要回到彼时偏僻、闭塞的石屏呢？

杨长年想了想，说：一是惦记母亲；二是每一个在异乡闯荡的人，都有衣锦还乡的夙愿吧！

春风得意马蹄疾，杨子知踌躇满志地回到故土，也一时在石屏小城风头无两，但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自己会在故乡，死于非命。

杨太太刘文瑞带着孩子们

在凄惶中逃离石屏

▲杨子知的太太刘文瑞与孩儿们（约年摄于石屏）

在石屏小城呼风唤雨的杨子知，一夜之间，被枪决了。

对于杨太太刘文瑞来说，多么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然而，它不是噩梦，确是冰冷的现实。

原本门庭若市、众人追捧的杨家，一下子变得门可罗雀、受人唾弃。从来世态都炎凉，而首当其冲承受这一切的，毫无疑问，是刘文瑞。

事实上，在杨子知被抓捕后，太太刘文瑞毕竟是见过世面的女性，还专程赶往云南省府昆明，去求见杨子知的朋友们，试图营救他。

但朋友们多方打听之后，给刘文瑞的回复是：木已成舟，没救了。

来不及悲伤，原本生活优裕的官太太刘文瑞，就要承担起家庭的全部重担，尤其是5个孩子的生活和成长。

如果继续留在石屏，靠什么生存？刘文瑞一个人出去做事，能养活一家人吗？即便能勉强糊口，5个孩子，或也会在被欺辱和损害中长大。

刘文瑞左斟右酌之后，毅然决定：离开伤心之地石屏，带着孩子们，回娘家贵阳。

▲石屏火车站杨长年摄于年2月6日（正月初二）

70年后，杨长年再次来到石屏火车站，火车站早已废弃，但主体框架尚存。这个近百年前开始修建的火车站，乳黄色的建筑，虽遭损毁，但依旧简洁和典雅。

看到火车站那个小小的售票窗口，遥想70年前，母亲一手抱着半岁的他，还带着4个年幼的哥哥姐姐，最大的姐姐才11岁，仓皇、凄凉地在这里买票，逃往贵阳。

杨长年当然不记得当时的场景，这只是他的遐想。然而，这个遐想的场景，瞬间让他潸然泪下。

事实上，他们一家逃回贵阳，也是一种赌命，前途未卜。

从云南石屏到贵阳，千里迢迢，那时没有直达交通，得一站一站地走。正值中国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兵荒马乱，一个年轻女人带着5个孩子，谁知道路途上，会遇到什么呢？

再说，贵阳娘家的近况，也不是很清楚，娘家人都还好吗？

杨子知被民国政府枪决，云南的报纸都登了，想必消息也已传到了贵阳老家，她和孩子们，将面对怎样的生存环境？

我想，刘文瑞一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留在石屏，很难活下去；回贵阳，赌命吧！

果然，一路并不平安。最严重的是，在即将走出云南的曲靖，刘文瑞一家遭到了匪徒抢劫。

好在人没大事，但仅有的盘缠没了，还能回去贵阳吗？

正值危难之际，万幸的是，驻扎在曲靖的国军师长瞿卓，恰好是杨子知的朋友。他得知杨家的困境，慷慨解囊，资助了刘文瑞和孩子们，去往贵阳。

一家六口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抵达了贵阳青岩古镇。又一个不幸和伤心在等着刘文瑞，小时候，最宠爱她这个妹妹的大哥，已不幸离世。

对于刘文瑞来说，转瞬之间，世界上最亲近的两个男人，都离她而去了：一个是丈夫，一个是大哥。她将经历怎样的悲伤和内心煎熬？

幸好母亲还健在，母亲帮着照看孩子，刘文瑞开了个小酒馆，以此谋生。

到了年，青岩古镇成立烟酒公司，刘文瑞有文化，又会经营，成为了烟酒公司负责人。

年，刘文瑞又被打成右派，靠边站。

面对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刘文瑞无奈之下，毁掉了杨子知所有的照片，以及相关的东西。在那个年代，随时被搜家抄家，如果发现保存有国民党官员的东西，或许会坐牢杀头。

也因此，在杨家找不到一张杨子知的照片，即便对于孩子们，父亲杨子知都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哪怕是他的容貌。至于杨子知生平事迹，在那个年代，作为母亲的刘文瑞，哪敢跟孩子们提起呢？

但刘文瑞对杨子知的感情，依然不可磨灭。到了上世纪80年代，社会氛围日渐宽松，刘文瑞还托人带信到石屏，打听杨子知的大公子（杨子知前太太的儿子）杨荣，她依然关心着这个没有血缘的儿子。

杨荣也跟父亲杨子知一样，走出了云南在外闯荡，后加入滇军，参加了抗战年代的长沙保卫战。

此时，杨荣已经病故。杨荣的儿子杨德明得到消息，赶到贵阳，跟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奶奶，接上了联系。后一直保持亲情往来，直到前些年刘文瑞去世。

刘文瑞在92岁高龄时，去世。

当杨长年回忆起他的母亲，我说：虽然你们兄弟姐妹，幼年丧父，很不幸；但你们又很幸运，有一个美丽、贤淑、勇敢、坚韧的母亲。

尘封档案里的杨子知

▲杨子知任云南省参议员时的关于“救济农村安定民生”的提案（来自云南省档案馆）

谜一样的父亲杨子知，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那一年，杨长年在贵州一冶炼精锌的公司工作，因做粗锌原矿的市场调查，去到云南开远出差。开远离石屏不是很远，他专门绕到石屏，开启了“寻父”之旅。

来到石屏，打听到父亲杨子知当年的副官邵伟，成了政府官员，杨长年便准备先去找邵伟，了解父亲的情况。

但被众人劝阻，他们说：杨子知45年前被枪决后，在别人眼中，你们一家早已消失了，社会上也已风平浪静。你现在跑回来，找杨子知当年的副官，无异于无事生非，他现在是共产党的官员，杨子知是国民党，他接待还是不接待你？

杨长年想想也是，不能因为父亲的陈年往事，给父亲当年的副官惹上麻烦。于是，放弃了去找邵伟的想法。

几年后的年，杨长年退休了，带着女儿、女婿、外孙，一起回老家石屏看看。他提出动议，想给父亲杨子知立一块碑。这一动议，又遭到石屏亲友们的否决，未能实施。

杨长年觉得，父亲杨子知，这个当年叱咤石屏小城的风云人物，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仿佛从未存在过。

随后的年月里，杨长年不间断地赶回石屏，打听父亲相关的情况，鲜有实质性进展。

直到年，他再次回到石屏时，侄儿杨德明告诉他，石屏县关于杨子知的档案已经解密。在一位热心人的引荐下，杨长年在石屏县档案馆，第一次接触到，父亲杨子知的官方档案。

档案材料很多，杨长年怕耽误工作人员时间太久，征得同意，复印了一些。

其中一份重要的材料，是杨子知的简明履历表，该表于民国32年11月21日，由杨子知本人填写，大致记录了杨子知回故乡石屏前的经历。

这次在石屏县档案馆的收获，让杨长年信心大振，也让他确认，父亲曾任贵州省会公安局长。

回到贵阳后，杨长年几经周折，几番到贵州省档案馆与贵阳市档案館查询，在好心人士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父亲杨子知民国时期、在贵阳市公安局任职的档案资料。

▲杨子知自传（来自贵阳市档案馆）

其中颇有价值的是，杨子知亲笔书写的《杨子知自传》。

在这份自传中，杨子知写道：

据余家谱之略历，余家原籍江苏，自高祖圣卜公于明初时代，随沐英公南征入滇，始卜居于滇南之石屏县，世代相沿，至今已历十二代之久，皆以耕读治家，势为该县之望族……

祖父母因余为长孙，溺爱备至……

然终有一番不应老死家乡之凌霄志也，兼以余敬仰先总理创造之伟大精神，决于民十三年，禀母走粤，作投笔从戎之举，至广州，考入滇军干部学校。十四年，余复得机入黄埔军校……

……

杨长年还查到，杨子知任职贵阳公安局长期间，以办事认真、治安秩序良好，得到嘉奖的文件。还有，杨子知贵阳辞职、意欲回家乡石屏的辞职报告。

命运难测，复盘杨子知的人生，贵阳生涯，已是他一生的高光时刻。接下来，他衣锦还乡，没承想开启了命运的重大转折。

人生并非一直向上，而是有起有伏。人在春风得意时，评估和规划未来，总是过于乐观，以至于很难承认和接受，当下或已是此生的最高峰，而接下来，是下坡或溃败。

所以中国古代先贤老子，提出了人生要“知止”的思想，“知止不殆”。

杨子知自黔返滇之后的生平记载，是在云南省档案馆。经贵阳市档案馆熟人介绍，杨长年赶到昆明，顺利地在云南省档案馆，查询到了杨子知相关材料。

在云南省档案馆，有关杨子知生命最后时刻的资料，相当完备。有云贵监察使署对杨子知罪行的调查报告、杨子知呈请军法室的自辩状、卢汉省主席签署的死刑令、昆明报刊对于枪毙石屏段绶滋杨子知的报道……

还有，值八年抗战结束之际，杨子知作为云南省参议院议员，提交的提案：《请救济农村安定民生案》。

▲杨子知任云南省参议员时的关于“救济农村安定民生”的提案（来自云南省档案馆）

提案以直言不讳之风格，写道：

抗战八年，以农民之贡献最大、负担最重。

迄今胜利获得，而农民之解救并未获得。农民依然出征实，纳苛捐，受摊派，被压榨。草木充饥，衣裤不完。

今日农村之急待救济，势已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调查“土豪劣绅”杨子知的“豪宅”

▲杨长年批注过的《石屏县志》中其父亲杨子知人物介绍

▲因为父亲，杨长年随身携带的《石屏县志》

上世纪八十年代编纂的《石屏县志》，对杨子知的定性是“土豪劣绅”。

这个定性，跟民国政府调查组当年对杨子知的定性，如出一辙。

杨长年颇不以为然，他举例说：说杨子知是土豪劣绅，那他至少得有豪宅或深宅大院吧？请问，杨子知的豪宅或深宅大院在哪里？

我问：杨子知没有自己的宅子吗？

杨长年说：无论他在贵阳当公安局长，还是回石屏县任国民党书记长，住的都是公房，或借住的房。

杨长年的反问，有其合理性。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倘若某人飞黄腾达了，有了权钱势，首要的便是置地建豪宅。石屏古城，有的是这样的豪宅，比如清末状元袁嘉毂、民国巨商张正堂、李恒升。

袁嘉毂是中国科举时代云南唯一的状元，风光自不必说。而张正堂、李恒升，也算是爱国商人，抗战时，李恒升捐助了一架战斗机，张正堂捐助了两架。

以杨子知彼时在石屏如日中天之权势，党政军商四界都炙手可热，如果系贪赃枉法之徒，至少得有个大宅或豪宅吧？贪来的财物，也得有个存放之地呀。

何况杨子知衣锦还乡时，值国民党和政府陷于节节颓势，货币狂贬，有了钱置地置房，是一种完全合乎情理的选择。

那么，杨子知到底有没有豪宅呢？他又是住在哪里呢？

彼时，杨子知从贵阳公安局长任上辞职，返回故乡石屏时，把太太和孩子悉数带回，大约是打算在故乡发展，落叶归根的。

因此他在贵阳没有房产，在情理之重，即便有，返回故乡前，大约也会处理掉。毕竟以当时的交通状况，贵阳和石屏，可谓相隔遥远，房产也难以维护。

▲杨子知年回到石屏时填写的履历表（来自石屏档案馆）

回到石屏后，杨子知履历表填写的住址：石屏县北正街55号。

我按图索骥，沿着北正街行走，一路观察门牌号，没有发现55号。

后来深入一条巷子，大约百米深处，发现了北正街55号。

敲门，无人应答。后来我又去了两次，敲门，仍然无人应答。但从大门缝往里透视，院内收拾得较为利落，并不萧索破败，应该常住着人的。

第四次去的时候，终于有位中年男士来开了门，我跟他说，想了解一下这栋房子的历史。他说他只是亲戚，家里有老人，进来问问老人吧！

我走近院内，一位老人被从房内叫出，约摸70岁，我刚问起杨子知跟这栋房子的关系，他立刻打断我说：这房子不是杨子知的。

然后他黑着脸，极不客气地甩手，赶我出门。

他决绝的态度，使我的调查无法继续。北正街55号，这位老人为何住在这里？是他的祖宅，当年借给了杨子知住？还是解放后打土豪、贫民就此占据了土豪的房产？不得而知。

我走出院子，在窄巷里，与一位年轻女士擦肩而过。我回头叫住她，问：请问您住在北正街55号吗？

她说：是的。

我问：我从历史档案里查到，民国后期，杨子知曾经住在这栋房子。您了不了解，这栋房子跟杨子知是什么关系？

她说：我不了解，我们家不姓杨。只听见老人说，我的曾祖父，当年也是参议员。

这位女士说完，走进55号院去了。我又向住在该巷的一位老人打听，他说：没听说北正街55号，是杨子知的房子呀！

对于杨子知履历表上的住址，杨长年给我的解释是：北正街55号，是石屏富商张正堂的房子，当时张正堂的房子很多，杨子知跟他是好朋友，所以他把这栋房子借给杨子知住了。

北正街55号不是杨子知的，那么，杨子知是土生土长的石屏人，他应该有家传的宅子吧？

▲石屏古城观音寺巷20号杨家老宅大门

我四处打听，在观音寺巷，一位86岁的张老先生告诉我：杨子知曾是他的邻居，他小时候，就住在观音寺巷20号。

我问：杨子知小时候住在这里，他出门闯荡、衣锦还乡后，不住这里了？

张老先生说：他从外面回来，带回了在外面娶的太太，就没有回观音寺巷20号住了。这个院里住着他的头一个太太、儿子，后来太太、儿子都过世了，现在孙子杨德明，住在这里。

按照张老先生的指引，我找到观音寺巷20号。从门口观察，它显然不是一座豪宅。中国古代建筑，对于门头是相当重视的，豪宅的门头一般高大、宽阔、雕梁画栋、气势恢宏。而这栋房子，只是普通的两扇木门。

木门虚掩着，推门进去，空无一人。我连续几天过去守候，终于等到了杨子知的大孙子、70岁的杨德明。原来前几天，他去贵阳了。

杨德明带我参观了，杨子知小时候、离开家乡之前住的房间。这个院里，住了杨氏家族好几户，杨子知一家住的，只是其中三间房，并无阔绰和豪华可言。

▲石屏古城观音寺巷杨家老宅

杨子知和杨德明爷孙俩，从未相见过，在杨德明出生那一年，爷爷被枪决了。虽是同一年，但爷爷死后，他才出生。

但杨德明当然听奶奶、父亲说起过爷爷，他说：当年爷爷立志投笔从戎、出门闯荡，那时候通讯不便，家里人并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以为他只是去了昆明云南陆军讲武堂，后来才知道，他远走广州，去了黄埔军校。

我问：观音寺巷20号，这栋房子建于什么时候？

杨德明说：大概是清朝吧，祖辈手上建的，传到我这里，已经四代人了。

我问：据您所知，杨子知还有没有其它的宅子？

杨德明说：应该没有吧？如果有的话，不是应该传给我吗？我不知道有呀！

从观音寺巷20号出门，遇到了对门的住户，大约60来岁的一位先生。我问他：您是从小长大，一直住在这里吗？

他说：是的。

我问：您知道对门杨子知的房产情况吗？

他说：对门这个院子，大约是在杨子知的父辈手上建的。杨氏兄弟分家分房后，院里大概只有两三间房，归杨子知。

根据被调查者相互印证的说法，杨子知在石屏的房产情况，大致如下：豪宅没有、民房两三间。

▲杨家老宅里杨子知曾住过的房间

以目前所知的杨子知房产情况，跟“土豪劣绅”，显然不甚匹配。当然，官方县志的结论，有更充分的调查和资讯，也是可能的。再说，房产虽重要，但也并不是“土豪劣绅”的唯一认证标准。

我对杨长年说：石屏县年编过一本县志，按照一般20年出一本的惯例，明年年又要出新版县志了。县志的工作人员有限，不可能对每个历史人物都了解得那么深入，您可以把所掌握的关于杨子知的资料，提供给他们参考。

杨长年说：是的，我已经跟他们联系了。

大约十天前，“鬼节（阴历七月十五）”前一天，杨长年在贵州青岩古镇过节，他在微博上写道：

“鬼节”接送先人（老祖公），是最朴素的感恩之心，人活在世上，应当永远记住已经死去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亲母亲，应当永远有一颗感恩之心。祭如在，祭祖如祖在。

举头望明月，在那个夜晚，杨长年一定是在思念，他远在天国的父亲了。

杨子知究竟因何而死？

即便是杨长年，“寻找”了父亲25年，穷尽了他所能搜集到的所有，也难以断言，杨子知究竟因何而死？

或许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调查和资讯，包括当时的媒体报道，做一些合乎情理的分析和推断：

一、守城不力（“疏于守备，失陷城池”）？

关于这项罪状，杨子知在被查办后，向云南省保安司令部呈送了自我辩解书，“呈请俯赐明察以免奸宄陷害”。根据当时文件记载，这份辩解书，已专案呈报卢汉司令。

杨子知在辩解书中说：吾屏此次惨遭匪患，职为桑梓关系，尽忠职守。在县府及驻军领导下，协力抵御，苦战七昼八夜，始将匪人击退。此为有目共睹、有耳共闻之事……

今年80岁的画家王老先生，那年10岁，他的父亲就在老县衙前开诊所，所以他亲眼目睹了，当年杨子知率领的常备中队，跟攻城武装部队之间的鏖战。

王老先生说：当时游击队已经攻破了石屏城，从四面涌进城，推进到了老县衙等县城腹地，只剩下老县衙、张正堂、李恒升的宅子，没被攻破。

杨子知和他率领的常备中队，据守老县衙、张正堂、李恒升故居，顽强抵抗，等待国军援军。游击队围攻了几天，攻而不克，最后只能撤走了。

王老先生所说的游击队，根据史料记载，当时进攻石屏城的，其实不是小股游击队，而是云南人民自卫军第二、三、四支队。

以杨子知常备中队、保安营的力量，过于薄弱，无法守住整个石屏城，不如集中火力、退守古城腹地，一边拼死抵抗，一边等待援军，或许杨子知颇有战术素养，不愧在黄埔、庐山、峨眉山经历过军事训练。从结果看，石屏城最终还是守住了，达到了战术的预期效果。

所以，民国政府若以“疏于守备，失陷城池（调查专员呈报卢汉的材料）”定罪杨子知，确实有些罔顾事实，杨子知至死，也会觉得自己是冤屈的。

▲云贵监察使署上报民国政府南京行政院的文件

二、“勾结土匪，坐收烟浆，危害地方”？

年2月，一份秘密文件，上报民国政府南京行政院。

文件上报单位，是云贵监察使署，文件内容是：禁烟督查团长罗鑑、三区禁烟专员张渭清、石屏县党部书记长杨子知，互相勾结，玩视禁政，包庇受贿，勒索烟土……

收浆总计赃款，约现金贰万余元、洋烟八千余两、黄金百余两，其它土产礼物，不计其数……

案件调查中，述有被调查的贩烟土司证词、杨子知等人的犯罪情节。

时至今日，案件所有当事人、知情人，均已作古。杨长年无法认定，这些罪行，真是发生过，还是欲加之罪。

杨长年反问：如果杨子知当时跟烟贩沆瀣一气，就像今天的官员跟房地产商相互勾结一样，那么杨子知一定积累起了大量的财富，包括房产，可是这些财富在哪里？

杨长年甚至进一步假设，杨子知时任禁烟委员、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干事，正因为他积极推进禁烟，得罪了烟贩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从而被栽赃陷害。

不能说杨长年的假设，没有这种可能性。

当然，反过来说，如果民国政府当年的查证属实，杨子知确系贪官污吏；那么，任何朝代都不会饶恕，被枪决就是罪有应得。

三、军统插手查处，杨子知有“通共”嫌疑？

在石屏县政府前的公园，我见到80多岁的薛老先生，他是退休老师，对时政、世事颇为关心。

他说：杨子知当年是向省府谎报军情，被昆明石屏会馆的乡人告发，93师（后来退往金三角的那支国军部队）师长亲自到石屏调查，枪毙了他。

而据我手头的文件资料，薛老先生道听途说的可能性大。

县志载：民国38年2月，云南省政府派民政、财政、教育三厅查抚团专员李毓祯、阮更生等人，到石屏调查段绶滋、杨子知等劣迹……

在翻看一堆文件中，我发现了“李处长毓祯”这个名字，立刻觉得，事情可能并不简单。

李毓祯是谁？国军少将军衔，云南省政府警务处处长、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曾任军统局贵州站站长。国防部保密局，跟军统局其实是一个机构，戴笠死后，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

李毓祯是戴笠的爱将，在任职军统贵州站站长期间，负责了对张学良将军的囚禁；他在负责云南省警务期间，发生了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案；年，他亲自参与镇压了，昆明七·一五“南屏街大血案”。

这样一个资深特务、云南警界魁首，亲临滇南石屏小县，调查、查处段绶滋、杨子知案，当然还有罗鑑、张渭清涉烟案，其内幕和隐情，现在已难以揣测。

杨长年分析：军统局专门从事谍报、锄奸活动，出身军统的李毓祯出面调查，是不是意味着，杨子知或有“通共”嫌疑？

但我分析，这种可能性不大。如果杨子知“通共”，当年云南自卫军攻城时，他何不拱手让出石屏城，而负隅顽抗“七昼八夜”呢？

但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像李毓祯这样的资深特务出面，是一定要办出个大案子的，不大可能空手而归。为了邀功请赏而制造冤案，自古以来的官场，不乏其人。

何况，时值年，民国政府穷途末路，政治生态乱象频发，云南各县市官员人心浮动。此时，祭出石屏县长段绶滋、书记长杨子知的人头，威慑或以儆效尤，或是有可能的。

▲杨子知自传（来自贵阳市档案馆）

四、爽直、张扬的性格，害了他？

杨子知在《自传》中写道：余性素爽直，乃不善于虚伪之社交。余所最憎恶者——阿媚谄谀、自私自利之徒。

石屏80岁以上的老人们，有些人对杨子知还有些记忆。

在石屏古城文庙，政府办退休的张老先生回忆说：杨子知当时办公的宅子，门口有两个带枪的警察站岗，还养着一条大狼狗，威风凛凛，不可一世。

住在观音寺巷的张老先生，回忆说：我和杨子知的家，只隔几户人家，也算是邻居。但我们是老百姓，偶尔在街上碰到他，他也是前呼后拥、趾高气扬，连话都说不上的。

在石屏新政府大楼前的公园，教师退休的薛老先生回忆说：杨子知的祖母过世后，杨子知很张扬，办了桌酒席，铺张浪费，很轰动的。老百姓那时都很穷，吃饭都困难。

据我手头的资料，薛老先生的回忆也有偏差。《杨子知自传》中写到，其祖母去世于民国九年（年），那时杨子知还未投笔从戎，也未成家，家境也不富裕。

同时据杨长年的母亲生前所讲述，杨子知的母亲是在杨子知被枪毙后的第四天就去世了。所以那场让石屏人记忆深刻的大概百余桌的酒席应该是杨子知的儿子（杨德明的父亲）结婚时办下的。

唐家边的许老先生也回忆说，小时候曾跟着父亲去文庙里吃过杨子知家的酒席，记得当时场面非常盛大。

据杨德明说，他父亲办的是新式婚礼，没有骑高马、抬花轿，酒席摆在文庙里，人很多，非常隆重。杨子知那时还担任着石屏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干事，可以说也是借儿子结婚推行新生活运动吧。

关于“铺张浪费”的说法，杨子知身居要位，政界军界及各种社会关系，酒席办的大也在所难免，往事过去已70多年，无法考证，我们对此也不好评述。

在石屏这样的偏僻小城，以杨子知在外闯荡的见识和能力，再加上从贵州省会公安局长衣锦还乡，有些傲视和俾倪乡人，似乎也是人性的弱点，可以理解。

但是，观察古往今来的官场，一个官员没有大的靠山和后台，而又有着爽直、张扬、乃至倨傲的个性，往往下场都是悲剧的。当上层政治需要时，平日里累积起了一些民怨、官怨的官吏，往往很容易沦为牺牲品。

某种程度上说，爽直、张扬的个性，跟中国的官场文化并不相容；相反，稳重、低调、谨言慎行、老于世故，才是驰骋官场的通行证。

杨子知自小备受溺爱，性格自由不羁。出门闯荡期间，幸运地入了黄埔军校，从此步步升迁，以一个偏远之地的孩子来说，已是相当幸运。而太顺利的人生，人很少会反躬自省，往往助长了个性中的自我膨胀。

杨子知被枪决后，太太刘文瑞带着5个孩子，逃往娘家贵州途中，不幸在曲靖遭抢。抢走的财物中，包括杨子知的遗书。

后来，孩子们长大了，问起母亲，父亲杨子知的遗书里说了些什么。母亲说：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段话是，告诫你们几个，长大后一定不要从政。

杨子知临终的肺腑之言，是出于对政治凶险的极度失望，还是对自身性格的深刻反思？也不得而知。

往事如烟，杨子知的命运悲剧中，一定深藏着永远不为人知的秘密。多年以后，凭着一些碎片化的信息，去回望和反思一个人的命运，它或许是片面的，但带着足够的对于当事人的诚意。

对于当事人的诚意，是指在记录和评述历史人物时，还原到当时的情势和人物处境下，去理解其做出选择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或许更为公平。

年12月初，云南人民自卫军第二、三、四支队攻打石屏城，杨子知负隅抵抗，我们可以简单地批判他政治上反动。但如果抛弃政治挂帅的思维来观察，他是民国政府和国民党官员，守城是职责所在。一个人恪尽职守，难道应当被苛责吗？

▲杨长年在表哥许良才（左一）的介绍下见到了王荣中先生（中）

在石屏龙泉书院旁的一栋宅子里，杨长年见到了王老先生。王老今年80岁，16岁时离开家乡石屏，去重庆读西南美专（川美），后一直在外工作，近年返回故土隐居。

王老说：70年前，我亲眼目睹了杨子知被押赴刑场，他一路昂首挺胸、怒骂国民党政府，慷慨赴死。

听到这里，杨长年的眼眶瞬间红润了，他说：我很欣慰，我“寻找”了父亲25年，他不是懦夫、贪生怕死之徒，至少是条汉子！

曾经，草草下葬的杨子知墓地，旁边有棵白桦树，有人特意在白桦树上刻了字，但是现在这个标识和墓地，都已经找不到了。

持之以恒地“寻找”，使父亲杨子知的形象，之于杨长年，越来越清晰和丰满，也越来越接近。他跟父亲在这个世界上，仅仅共同生活了半年。父亲走了，而他却找不到墓地，甚至无法去祭扫。

倘若父亲的墓地还在，也许杨长年每年回石屏时，可以去墓地坐一坐，跟父亲说说话。他觉得，他有很多话要跟父亲说说。

想到这里，杨长年的心里，涌起一股无法排遣的悲怆和怅惘。

从贵州贵阳到云南石屏，跨越里，整整25年持之以恒地“寻找”，往事终渐清晰。为杨老先生其父亲杨子知的事迹感慨，更为杨老先生“寻找”父亲的行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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