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3月25日上午，在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政府三楼会议室召开实地验收会。参加会议者有：黔南州文广电局莫局长、汪副局长、公共文化科邓科长；平塘县政协杨副主席，平塘县文体广电局负责同志；贵州省文化厅受文化部委托验收的专家数人。我作为参与验收的专家，在会上发言中讲了三方面的想法。这里刊出第一方面想法的四点思考，它们多少反映了我对于公共文化发展的思想。

我刚听了黔南州、平塘县三位领导的发言，有四点引起我的兴趣和思考。

（一）莫局长说，这个公共文化示范项目从年申报成功实施至今已有两年多时间，究竟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对于国家在全国各地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产生了什么价值？作为具体参与实施项目者，心里不是很有底，希望省里专家能帮助提炼。

的确，一个项目，最重要的是要看实施的效果和价值，一切保障措施和过程管理，为的是要取得效果和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莫局长的感觉和判断很精准到位。

我的兴趣是：实施一个项目，其效果和价值应该由谁来总结提炼？假如我是沈从文，写出《边城》这篇小说，由谁来评说它的价值呢？假如我是张伯苓，办了多少年南开中学，由谁来总结提炼它的经验、效果和价值呢？假如我是三峡工程建设者，决策立项、设计、施工建成了三峡工程，由谁来言说它的效果和价值呢？假如我是平塘县的公共文化领头羊，创作并到群众中间演出了文艺节目，由谁来总结我们的演出效果呢？

我的回答是，应由各方面来总结提炼、评价言说，因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同方面的总结提炼、评价言说虽然各不相同，但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庐山”的理解，有助于相互启发。其中，创作者、实施者本身的总结提炼、价值认知很重要，因为亲历者往往“冷暖自知”。

但现在有一个突出现象，就是文化设施、文化活动、文化项目往往是“政府主导”，政府对于自己主导规划、推进和实施的无论经济项目还是文化项目，其总结提炼、评价言说往往极尽溢美之词，对于缺点和不足当然也会做做样子说上两句，而对于来自其他方面的挑剔、批评、评价，则予以严格舆论管制。

而且，政府主导的文艺演出往往用标题、主题、美丽词汇直接标榜，像“相约春城街道，舞动幸福生活”、“童心接力中国梦，中华文化我传承”、“文化惠民，幸福汪镇”、“同步奔小康，共圆中国梦”、“巧手绣出锦绣生活，巾帼共建小康社会”等等。我想，作为自我发展的一种策略（strategy），这种自我标榜也许无可厚非，因为我们既看到街边摊主“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听到那叫卖声“卖豆腐皮喽，好吃得很！”但也看到好些高人，其为人之道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效。

这次，黔南州各级政府部门把这个示范项目叫“文化精品”乡村行。但你知道沈从文把自己的小说集叫什么吗？叫《习作选》！他说让读者读自己的书“花费你们许多宝贵的时间，我心里真难受”，因为“我猜想你们从这儿得不到什么好处。”孔子则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是一个不愿自我标榜的人，但千百年来人们对他的品行弦诵不已。

我的问题是，究竟怎样的策略，最有利于自身发展？王婆卖瓜固可自夸，但决不禁绝他人对其瓜味的评头品足。只要总结提炼、评判言说的机制是自由的，“百家争鸣”一定有利于事物的发展，因为“庐山”就客观地矗立在那儿，只要允许不同角度的自由而负责任的审视评判，就会丰富彼此对“庐山”的理解。

（二）杨主席提到“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我想说，在公共文化领域，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群众的文化需求”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说法，诸多专家学者都把认真调研、了解清楚“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并据此精准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作为提升服务效能的法宝药方。

然而，我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句话就说“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这是说，文化是“创造”出来的；党的十八大把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置于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地位，并称要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则以“让蕴藏于人民中的文化创造活力得到充分发挥”作为全篇的结句。不从“调研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并据此精准供给公共文化服务”的角度，而从“为人民群众创造文化提供机会和条件”的角度来研究公共文化发展，是我目前对公共文化理论进行创新的重点之一。

当然，你也可以说，为人民群众创造文化提供机会和条件，这本身就是公共文化服务。但我认为，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是“调研”不出来的，因为文化只有先被“创造”出来，人民群众才知道自己对它需不需要、喜不喜欢，而文化的创造只能让公共文化领头羊、群众中那些有文化创造天赋、优势和才能的人去做。政府自身无法“创造”出老百姓所需要的文化，政府只能为公共文化领头羊、文化能人引领带动人民群众创造文化提供机会和条件、资源和平台；当然也提供价值观引领、规则和监管。

（三）杨主席还提到在文艺节目中向人民群众宣传“政策”、特别提到用文艺演出宣传计生政策的实例。在我对公共文化的接触中，发现很多用文艺形式宣传党的政策、为党的政策歌功颂德的现象，这引起我的深思。

毛泽东主席有一句名言，说“（中共）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可见调研政策适宜与否、如何改进政策以利百姓是官员的事，而不是老百姓的事。老百姓要做的是养家糊口、下地干活、上班工作；当然，对与自身生产生活相关的政策，如一对夫妇可生育几个孩子、医保社保等，需要了解，但对这种了解，直接告知即可。

我认为，文化艺术的功用不在“告知”，而在“感动”。像《三打白骨精》这出戏，要告知这个故事很容易，这个故事本身很简单；但是，即便熟知这个故事，你仍想观看这出戏的艺术化表达，这就是文艺。《好花红》的歌词就那么简单几行字，但那歌词配上优美的曲调和甜美的歌声，其效果就会令人欣喜。所以，我认为，公共文化艺术的功用不是宣传政策，但可以对政策在现实中的实施效果进行艺术化的表达、或褒扬或讥讽、或令人感动或令人深思。

我不否认，在党的生日、国庆等重要时间节点上，可以用文化艺术形式表达人们对党和祖国的某种感情。但文化艺术的生命恰在于有它属于自身的内容和形式；忘记了“来时的路”，它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便会枯竭。像布依族山歌，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它之所以优美、动听，主要源于布依族人民在漫长岁月中靠着潺潺流水、徐徐山风日渐形成的跟大自然、跟社会相互倾诉的内容和形式。我们现在要建设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也是要向游人展示自己的本土特色、向世界贡献自己的民族特性，只有如此才能赢得游人的喜爱和世界的向往。

据说，朱镕基总理退休后喜欢听京剧；我猜想他喜欢听的应该不是京剧对党和国家歌功颂德之词，而是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讲的“因为文艺是世界语言，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靠着这种与百姓之间的理解和沟通，朱镕基就能够“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去实施于国于民有利的政策，而文艺“以德服人、以文化人”的力量正在于此。

（四）汪副局长说，政府部门往往想“把演艺市场搞起来”，但他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经历告诉他，这个课题太大了；然而，不经意间，他发现各式各样的文艺团队，也许直接间接得益于政府提供的各种机会、环境，正在日渐参与、推动着演艺市场的活跃。

其实，在我看来，文化是人类的事业，是全社会的空气和氛围，政府只是其中的一员，虽然是非常重要的一员。政府的视角非常重要，但前面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官员们在政府机关待久了，如果只是一味执拗于“政府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这一个视角，往往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导致好心办坏事、手中只剩下“好心”这一道德制高点带来的武断想法。

所以我们要学会换角度，虚心听取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中央文件说我们要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格局”，其中我们不能只简单地想到“政府主导”，更要想到“社会主体”，想到李克强总理一再强调的“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高手在民间”、“活力来自民间”。唯有如此，无论演艺市场还是公共文化才能充满生机活力、获得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