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乾以贵州大自然和社会生活为题材的游记性散文《贵阳书简》，叙述的内容却远不止贵阳。如果把这篇文章和肖乾的另一篇散文《湘黔道上》连在一起谈，这对了解贵州过去的历史的确是有意义的。

年春，武汉三镇沦陷，作家肖乾与曾名噪现代文坛的优秀作家杨振声一起，从武汉辗转经湖南长沙、晃县过贵州，走云南，作了数千里的长途跋涉，《贵阳书简》与《湘黔道上》，就是肖乾过贵州时，根据亲身经历的“一些见闻”写成的。

肖乾与杨振声进入贵州后，“出现在车窗外的，就只是山的瘦骨：土是惨黄的，山是秃的。”在那些秃山上，“偶然露出一片横断石面，就像秃瓢上长了块疮疤。瘦马吃着枯草，直像疮上爬着的虱子。”贵州，正是以这样贫穷落后的面貌来迎接这两位作家的。肖乾他们乘的客车继续往贵州腹地进发，作家们又发现，由于早年省内外军阀间的连年混战，加上无穷的苛捐杂税,百姓只好背井离乡，造成了“荒山”没人“栽种”，“没有人培植”，“村子是稀少的”凄清景象。肖乾也看到了人们用木犁艰难地耕耘，田间灌溉“多用一种巨型水车，直径可数丈”，“遇阴天，灰重的云彩下，这大水车转动起来，直如一幅荷兰风景画”。

一路上，肖乾眼中的贵州是“万顷枯草”。然而，当他看见贵阳附近官营的“模范林场的树苗却茂盛异常”时，他不无讽刺地说：“可知贵州的土壤与树木本非冤家。”肖乾在路途中还注意到另一种现象：“沿途名洞古刹的左近，也常有些绿树，但与民生无关。”肖乾所乘的汽车在蜿蜒曲折的贵州山间公路上行驶。他注意到：“所有乘坐公路车的人，在担心个人安全之余，却不能不连声赞叹黔省民力的伟大。”结合当时的抗战形势，肖乾想，贵州人民“能征服这样险阻的高山”，“那股力量无论放在什么上面，也是不可轻视的了”。

此时，作家又回想起车出玉屏时的情况。山路变成了“带子”，到了盘山路上，“车有时蛇行，作螺旋形，车呜呜地响，只见那英勇的司机，四肢不息的扭动。然而更英勇的，是那看不见的千万只手，用勇敢、灵巧和坚韧铺成了这魔术般的路。”肖乾的这些叙事抒情，表现出当时处于困境中的他，已经从贵州人民身上，看出了祖国抗日前途的希望所在。

入贵州时，他就为装点贵州贫瘠荒山的天竺葵叫好，“于是，嫣红的天竺仗义地生满了山坡，红得几乎闪了光。”贵州树少，“倒是黔南的杉树，高可参天，确是壮观。”车到重安江，肖乾感到：“司机又带我们驾起云了。车由山脚爬到云中，四下全是透明的白茫茫的一大片。大地像一块西式点心，我们钻到上面那层奶油里了。”随着车行下山，肖乾又感到：“慢慢地，奶油变成半透明的了，隐约好像已看到了什么。果然，我们钻出云头了，我们超越大地的那层奶油。”肖乾举目远眺，只见“车轮下是万顷银白‘云海’，偶尔海里孤岛般露出几座峰头，然而在凌空而上的我们，那不过是‘丘冈’而已。”肖乾正是这样由衷地喜悦于贵州苗岭“云海”的。

经过好几天的长途奔波，肖乾与杨振声终于到达贵阳。他们观赏了贵阳中华路，也为一座省城竟这样的小而兴叹。十分偶然的事是，在贵阳这个地处偏僻的小城中，肖乾居然在一家书店中买到了自己过去的作品《粟子集》，更使他感到宽慰的是，经过长途跋涉之后，贵阳旅馆中“有电灯，有电话，有洋瓷浴盆，还有离湘后久违了的绿树木”。这些日常生活用品，对于离乱中疲于奔命的肖乾来说，的确是“太丰富的报偿了”。

是夜，肖乾洗浴完毕，“把疲惫的身子安置在一张铁床上”，盖上了暖暖的“丝棉被”。

《贵阳书简》与《湘黔道上》就是肖乾这段生活经历的真实记录。

（本文刊于贵州日报3月24日11版）

微美编：赵相康

编审：黄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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