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初期什么样的 http://news.39.net/bjzkhbzy/170917/57028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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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系统一分厂后改为厂的职工，年10月由上海汽轮机厂跟随师父和二个师兄一起支内去了贵州遵义，厂在娄山关山脚下的观坝。一去就是20年，直到90年商调才回到上海。

这20年每年一次的探亲假是开心又受罪的事。好像是75还是76那一年春节前，在遵义车站上的车，上车时不要讲有座位了，连站的地方都很困难，虽说是冬天，上车时穿的是劳防用品大棉袄，进了车箱热的只能穿单衣还出汗。好不容易在同事的帮助下把行李从窗户塞进车箱，人也是从窗口塞进去的，脚还在窗外，烈车就在动了。那一次我从遵义一直站到杭州才有了坐位，几十个小时的站立，腿脚都肿了，一按一个塘，父母看了都心痛。因为是回家过春节，我买了一只鸡，杀好洗净装在纸箱里带上了车，过了一天，车箱里有了臭味，而且越来越重，在人多涌挤的情况下怎么也不会想到是鸡放坏了。直到杭州下去了一大批人，眼看离上海也不远了，大家开始整理行李，我也把行李一件件搬下来做下车前的准备，这时我才发觉臭味来自我所带的纸板箱内，打开一看整只鸡的颜色都变成黑绿色的了，赶紧打开车窗连箱子带鸡掼了出去。在那个年代把一只鸡掼脱还是蛮可惜的。昨天晚上失眠了，一直都在回忆当年从上海支内去贵州工作生活的往事。离开上海那年19岁，再回到上海已40岁了。曾记得70年10月份到贵州遵义，好像是晚上8点钟左右，10月的贵州已进入雨季，下了火车只觉得细雨蒙蒙，来接我们的卡车好像连雨篷也没有，开出车站，马路上灯光灰暗，只觉得道路不平，一片坭泞，好在没开多久就把我们送到了招待所，当时的O61招待所就在著名的遵义会址傍。我们将在那里接受三天的保密和政治教育。不知你们大家也是否如此？三天后再由卡车送我们到厂里，那时我才注意到卡车的车门上都有这个数字，这是我们的厂车。直到到厂后才知道厂里的厂房还没有造好，宿舍也没有，生活区造好的几幢楼都已按排给拖家带口的师傅们了，我们单身的只能住在车库里了，车库好大，一间差不多住了三十来人，不久贵州就进入冬天了，贵州的冬天还蛮冷的，车库高大，力之车库的门又大，晚上库门一开那个冷可想而知了，艰苦的环境算不了什么，土法上马搞生产，那时人的思想境界都是高尚的，除了生产外天天还要学马列，学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厂里那时已实行军管，保密制度规定个人不能随便外出，有事外出要请假。回来还必须消假。如有违反批评是轻的，严重的是要处份的。开一次会点一次名也够受的。现在敢讲那时是极左的做法，而在那个年代除了左你还想怎样找不自在？我们生在上海城市里的人，也有住在篷户区的，看见过贫穷人的生活的。但70年代贵州的贫穷是没有想到的贫穷，大冬天那些孩子还有穿不上棉衣，穿不上鞋的，只能靠烤火取暖。20岁那年我第一次离家只身在外过年，食堂里凭票给每个单生职工供应一块红烧大肉，一块已变味的咸肉和一疏菜再没有其它了。那时还真的想家了。这是在贵州过的第一个年。好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厂里的生活条件也遂步提高。再说每年回家一次要从家中带大量的食品回贵州，往往一个人带4一5件行李是正常的，包里全是吃的和日用品。给大家讲个笑话，大慨在78年吧，那年探亲从上海回贵州，我一个人带了16件行李其中13件是帮同事带的，3件是自己的。车到遵义，同样是晚上8点来钟，好些人来车站接我，因为有我帮他们带的东西。当我从车窗把给大家带的包一件件传下车后净忘了拿自己的三件行李。直到回到厂里各自拿了自己的东西我才发觉自己的东西不见了，当时还怀凝有谁拿错了。再三核对没错才确定落在火车上了，赶紧找到当时的军代表，马上联系遵义火车站的派出所，再由派出所联系火车前方到达站告诉我所乘列车的车箱乘务员，根据我所提供的线索在到达重庆的前一站找到了我遗留在火车上的东西，一样末少，三天后又帮我带回了遵义火车站。我一直都记着那位派出所的陈所长。许多年过去了，而今我已年将70了，我永远忘不了在贵州那些年，那些生活。其实在贵州生活的那些年里发生的故事太多太多了，有自己探亲从北线走，绕道重庆坐船回上海，在船上第一次听说旅游，第一次领略重庆五月份的火炉生活(热)和当年船过三夹之美景。以及在船上看见江豚等现在再也难见到情景，在朝天门码头候船的晚上，同事把包枕在头下睡着了，一觉醒来包不见了，头下枕着报纸包的木块。去遵义市里看朝鲜电影巜卖花姑娘》后没有车回厂，几个人又怕又累，走了一夜的山路回厂。在贵州自学做木匠，竟然还在探亲回家时把一只双人床，一只五斗橱送上火车带到上海，现在想想真有点不可思意，是怎么做到的。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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