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写省委书记，好像只写过三个。巧了，都是贵州的。无心插柳，却没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初识朱厚泽是在年的京海公司，我进门，他出门，撞了一下脸，怎么看怎么眼熟。于是又赶快回头，多看了几眼屁股。我问总裁王洪德那人是谁？朱厚泽。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两通两海”（即四通公司、信通公司、科海公司、京海公司）为代表的近百家科技企业聚集在白石桥、中关村和海淀路一带。到了九十年代万润南那么一走，王洪德似乎就成了天然领袖带头大哥。还搞了个什么泰山会，还出了个泰山小报，编辑部设在京海，人不多只有两个人，女的，都老实巴交。据王洪德讲泰山会成员不少大佬，有段永基，有柳传志，还有史玉柱等等。他们定期聚会，也常常邀请一些政客，如胡德平、朱厚泽。王洪德透露一次朱厚泽在吃饭时留下传世名言：什么叫计划经济？有多少钱造多少事。什么叫市场经济？有多大事造多大的钱。朱厚泽，年“四清”中受错误处理，下放农村劳动，年任贵阳市革委会秘书长、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年任贵州省委书记，年7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在任中宣部部长期间提出了著名的“三宽政策”，他本人也被称为“三宽部长”。朱厚泽这样一个温和的人能当上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亏了池必卿。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池必卿，就没有朱厚泽。据朱厚泽生前回忆，必卿是老资格的省委和中央局书记，年长十几岁，但他有意把朱推到贵州省委最前沿。中央一些会议在贵州召开，一些领导部门来贵州商谈工作，要听省委和他的意见，他经常让我出面。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的大会，中央派伍修权同志等党的老领导人到遵义参加会议并讲话，还有大军区的老将军们出席，他却让我代表省委作大会报告。我们多年来习惯于论资排辈，“小的站惯了，不敢坐”。对于必卿这种作法，我那时的确颇感为难。池必卿是当年支持包产到户的少有的几个省委书记之一。他们是辽宁的任仲夷、内蒙的周惠、贵州的池必卿。年时任省委书记的池必卿授权贵州驻京办在京城置些房产招待进京人员用。他们相中了天桥东经路3号的总后宿舍，当时我正好在总后那家单位房产部门工作。贵州办的丁副主任对我说：池书记说了，贵洲是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最穷的省，省穷人不穷。我们要在北京盖招待所，穷省，拿不出多钱。你们别想在钱上发财，但因为穷，指标用不完，可不可以用指标当钱。说心里话，那时我们单位正要盖几栋宿舍楼和办公楼，最缺的还就是指标。所以很快就成交了。在和贵州办那帮老哥几个将近一年的接触中常听他们历数几任省委书记的是非功过，他们评论池的前任曾在北京当过副书记的马力怎么左怎么左。一谈到池必卿他们就伸出大姆哥：是个爷们儿，老家伙敢实话实说。年11月17日曾任贵洲省委书记的池必卿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看到消息后我立即给“平平淡淡”打去慰问电话。“平平淡淡”的父亲和池老一样都是山西人，又都是解放后中央华北局的老干部。“平平淡淡”的姐姐还是池老的儿媳。池必卿逝世一个月后，“平平淡淡”对我说，我忙了十多天呀，池必卿死无全尸呀！这是为什么呢？“平平淡淡”告诉我他老人家生前把器官全捐了出来，身上一个洞一个洞的裹着纱布......年3月28日凌晨4时，又送走了一个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享年66岁。中国著名传播学者胡舒立写了如下微博：当年，石宗源以开明的态度，妥善处理瓮安事件。但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反被视为“有争议的敏感做法”。为什么？这是不是他积郁成疾的一个成因？年发生了在奥运会前、震动中外的瓮安事件。当时，石宗源第一时间亲赴现场，三次向当地民众道歉，摒弃高压和封锁的惯常维稳思维，对整个事件的处置为舆论所称道。“瓮安事件”处理后，石宗源给自己打了不及格的50分。有媒体认为，这是一个官员自我评价罕见的低分。石宗源对这个50分给予了解释：“‘瓮安事件’惊动了境内外，对贵州的形象、对我们国家的形象，都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作为贵州省的主要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自此，石宗源以开明之姿态被人们铭记，但在贵州地方政坛，他的标签却是“另类”二字。究其原因，在于石宗源罕见地推行“保住青山绿水”的政绩观，抑制了地方发展的GDP冲动。这一做法，在以“欠发达、欠开发”为基本省情的贵州，并不为一些地方干部所认同。由于石宗源的回族身份，据悉中央领导指示石宗源的后事分官方民间两部分办理，官方的由新闻出版总署办理，民间的由全国伊协办理。一死两制。石宗源曾任新闻出版署一把手。此署正对着老秦住家的演乐胡同口。不远，北边一点就是东四清真寺，再往北就是以涮羊肉著称的瑞珍厚。一次正赶上石宗源买小吃，老秦上前套近乎：党中央英明，给新闻出版署派了个回回，守着清真寺，吃饭瑞珍厚。听罢，石书记一笑，艾赛俩目艾来苦。

来自：凤凰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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